“穿裙子的士大夫”叶嘉莹：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
我的身体是女性，但是我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叶嘉莹
据南开大学校友会消息，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今年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人民币)。
5月12日，在南开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2019年（扩大）会议暨第六届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论坛上，南开大学共获得捐赠3394万元。
2018年6月，在南开校友总会，94岁的中华古典文化专家叶嘉莹先生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去年已捐赠1857万元，今年，叶嘉莹先生再次捐赠1711万元，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
我只要一个讲学的地方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为加拿大籍华人。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16年3月25日，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叶嘉莹出身于当年北平一个地道的书香门第，家族本性叶赫纳兰，与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同宗。
十岁前，叶嘉莹一直在家中接受父母的教育，诵读经典，由此开始了与诗歌的结缘。窗前的几抹修竹，台阶下的几朵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在很多人刚开始求学认字的时候，她已经能对着院中的秋蝶写出“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的诗句了。不过这样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战火毁灭，1937年宛平城的烽火不仅遮蔽了卢沟桥，也在全中国的上空笼罩了一层阴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北平沦陷了。
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叶嘉莹也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完成她的学业，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辅仁大学的国文系，除了自己对中华文化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辅仁大学属于教会大学，不受日伪控制，那里还有一批有风骨的老师在执教。
作为老师得意门生的叶嘉莹被寄予了厚望，1945年毕业之后，恩师顾随在寄语中写道，希望她能像唐代禅宗大师马祖道一样，在师傅怀让的基础上青出于蓝，自创一派。“得法”之后，叶嘉莹本该开始自己的“传法”之路，时代的飓风却将她紧紧裹挟，并吹向了远方。
1948年，由于新婚的丈夫在国民政府的海军部门工作，叶嘉莹只好伴着他随同战败的国民政府败退台湾，站在甲板上叶嘉莹望着身后的滚滚海浪，心中满是惆怅。
叶嘉莹到了台湾之后，成为了一位讲授古典文学课程的老师，由于叶嘉莹讲授诗词具有令人惊艳的魅力，叶嘉莹受到国外众多高校邀请，为欧美汉学研究者讲解中国古典文学。
不过，叶嘉莹的心中总有一个遗憾，在国外讲课用的是英语，这令她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中国诗词的美感，她希望回到祖国，回到她的家乡。后来在加拿大定居的叶嘉莹终于等到了转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她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
1978年暮春，叶嘉莹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她的申请得到批准，回到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执教三个月。
于是，每逢假期叶嘉莹总会从加拿大回到国内，辗转各地讲学且不收取任何酬劳，叶嘉莹先生讲课时永远是站着的，一站便是几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从未改变，她说这是为了表达对诗词的敬意。
此后的二十余年，她的身影出现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免费教授中华古典诗词。
2002年，叶嘉莹获得在华长期居留证。
2015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为叶嘉莹修建的“迦陵学舍”正式启用，叶先生定居于南开园。
然而随着年事渐长，虽然心中的热情不减，叶嘉莹也不得不逐渐减少自己讲学的数量，如何能够更好地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让未来的中国人也能领略诗词之美，她在深深地思索。
在南开校友会官网上，发布了学校对叶先生最近的一次自述《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
叶先生讲述了自己回国教书的经过，至今已经在南开执教有四十年之久了。提到任南开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的经历，叶先生这样说：
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我任所长。最初，研究所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东艺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温哥华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听说这个情况后，出资为研究所建立了与文学院结合在一起的大楼。
我为了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意，也决定把我从国外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金(当时约合人民币一百万元)，捐赠给研究所设立奖学金。
2000年，我应邀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国际词学会议，在会后的宴请席上，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不久便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从此，研究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近年，沈秉和先生和加拿大华侨刘和人女士分别捐资各一百万元，与南开校方合资为我修建了迦陵学舍，我真的是感谢。
我说过，我不要私人的住房，但我要一个讲学的地方，就像古代的书院，可以在里面讲学、开会、研究。现在学舍已经建成了，我已经把我所有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中都运了回来，我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朋友们把这些录音、录像的资料整理出来。
2018年6月，我将北京及天津的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我还将把我的版税、稿酬也捐赠给南开，支持传统文化研究。
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叶先生一生颠簸流离，无论是在沦陷区的北京，还是在流离失所的台湾，再到后来漂洋过海的加拿大，她都一直在三尺讲台上耕耘，讲授着诗词、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
曾经是她学生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回忆起叶先生当年在讲台上的风采，如是说：
“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
《人物》杂志曾在文章中这样描写叶先生回国授课时的场景：
“1979年叶嘉莹回国授课时，徐晓莉是一名旁听生。当时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跑到南开大学旁听。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可是叶先生在讲台上那儿一站，从声音到她的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让我们耳目一新。没有见过，真是美啊。”
自1945年从辅仁大学毕业至今，她已整整的在讲台上站了70多年了，桃李满天下。时至今日，她仍然乐此不疲，愿意给年轻人讲课。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
即便是九十多岁如此高龄，在讲座中她依然坚持站着，学生递给她一把椅子，她却拒绝了，全程没有任何停顿，站着完成了两个小时的讲座，她说要“抓住老年的尾巴。”
在场的学生无一不感动的。
她在讲座中曾说：
“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如果我不能够传输给下一代，是我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师长和老师。”
叶先生平生经过战乱，遭遇波澜，她把个人的悲苦看得微不足道。
但是，她把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视作珍宝，视作污秽当中的一点光明。
她毕生的愿望，就是要把这点光明传下去。
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说：
“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人生转眼之间就衰老了，我九十岁了，但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讲课，我仍然愿意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叶先生教龄超过半个世纪，遍历海峡两岸，大洋东西，就古典诗词方面的人才培育，她的贡献恐怕就称得上无出其右了。
叶先生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始终是她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这个莲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莲子留下来。”
附：叶先生自述
（节选自叶嘉莹《迦陵杂文集》）
我对诗词的评说和赏析，确实既不同于一般学者之从知识学问方面所作的纯学术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文士之将古人作品演化为一篇美丽的散文之纯美的铺叙。我是以自己之感发生命来体会古人之感发生命的，中国古代所重视的原来本该是一种“兴于诗”的传统，而我自己就恰好是从旧传统中所培养出来的一个诗词爱好者，少年时期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吟诵和创作之训练，使我对诗歌养成了一种颇为直接的感受之能力；我在大学读书时受到的顾羡季先生之启迪和教导，使我于直感之外，又培养出了一种兴发和联想之能力。
我在诗词道路上的另一转变，那就是我由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这类作品大抵都是因为我有见于诗词评赏界中的某些困惑和危机，而引发的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之情而写作的。1960年代我所写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以及书前所附的《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一篇代序的长文，就是因为有见于当日台湾现代诗之兴起，所造成的反传统与反现代的争执和困惑而写作的。
期望
在向西方理论去探索之余，我却始终并未忘怀中国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生命的重要性。我对西方理论之探索，主要还是想把中国诗歌之美感特质以及传统的诗学与词学，都能放在现代时空之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对之做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之说明。但我个人知道自己的学识及能力有限，因之我对于达成上述理想的此一愿望，乃是寄托在继起者的青年人之身上的。只是要想达成此一愿望，却必须先具有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如果缺少了此种修养，而只想向西方理论中去追求新异，那就必然会产生出如我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所举示的那些荒谬的错误了。
至于如何方能培养出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我以为最为简单易行的一项基本工夫，就是从一个人的童幼年时代，就培养出一种熟读吟诵的习惯。
相继于1970年代初我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所提出的“熟读吟诵”之训练的重要性以后，在1990年代初期我就又撰写了《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一篇长文，对吟诵的历史传统，以及吟诵在诗歌之形式方面所造成的特色，在诗歌之本质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吟诵在教学方面的重要性，吟诵教学所应采取的培养和训练的方式，都做了相当的探讨和说明。
而最近一年，我更与友人合作编印了一册题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幼学古诗的读本，并且亲自为所选编的一百首诗歌做了读诵和吟唱的音带。还写了两篇前言，一篇是《写给老师和家长们的一些话》，另一篇是《写给小朋友的话》。在这两篇文稿中，我不仅极为恳切地向老师和家长们说明了教小朋友吟诵古诗，对孩子们之心灵和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不要增加孩子们学习之负担的一种以唱游来进行的教学方式，更亲自为天津电视台做了一次教小朋友吟诵古诗的实践的尝试。
我如今已年逾古稀，有些朋友和我开玩笑，常说我是“好为人师”，而且“不知老之已至”。其实他们殊不知我却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已至”，才如此急于想把自己所得之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的体会要传给后来的年轻人的。四年多以前，我在为《诗馨篇》一书所写的序说中，曾经提出说：“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
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路，则正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辛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参考时讯）